悦读 | 陈寅恪1949：我不怕共产党，我只是怕俄国人
JZHPRESS 悦读
陈寅恪一九四九
微信号:jzhpress
▲陈寅恪与助手黄萱在工作
一九二九年初，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，年仅五十六岁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和张元济主持公祭。吴宓日记记载，陈寅恪当时颇为悲观消极，这一年的下半年，清华国学院难以为继，宣告撤销，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系、历史系合聘教授，同时在哲学系兼课。
与王国维在生命中最后几年相知甚深的陈寅恪，与王国维一样，喜欢在私密的状态下表达其对于时政的看法。与王国维在书信中与罗振玉讨论时局不同，陈寅恪更喜欢在诗句中表达对于时事的看法，比如当时的“九• 一八事变”，陈寅恪便曾经写诗讽刺不抵抗政策，更感慨“空文自古无长策，大患吾今有此身”。
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政权，陈寅恪也是不满的，诗中曾经讽刺蒋介石空有政权，却无法抵挡日本人占领东北。蒋汪分裂之时，陈寅恪对两者之抉择都表示悲观，后来陈寅恪见到蒋介石，曾经在诗中讥讽蒋介石乃“食蛤哪知天下事”。
当然陈寅恪本人对共产主义也并无好感，据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回忆，平津战役前夕，国民党曾经派遣陈雪屏来接陈寅恪南下，但是陈寅恪表示了拒绝，后来才表示愿意和胡适一起南下，因为陈雪屏乃是国民党的人，和胡适一起走才能心安理得。陈寅恪后来对邓广铭说：“其实，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，是非走不可的；我则原可不走。但是，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，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。而且，我身体多病，离开美国药也不行。所以我也得走。”
▲陈寅恪与夫人唐筼
当时石泉和李涵在同一会中提到陈寅恪对于共产革命的看法，陈寅恪曾经对石泉说：“其实，我并不怕共产主义，也不怕共产党，我只是怕俄国人。辛亥革命那年，我正在瑞士，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，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《资本论》。因为要谈革命，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，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。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，欧美、日本都去过，惟独未去过俄国，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，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，他们很厉害，很残暴，我觉得很可怕。”
《浦江清日记》也有相关的记载。浦江清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，征询他的意见，陈寅恪认为此刻时局变幻，不宜在此时提出，并表示虽然双目失明，如果有机会，他愿意即刻离开。清华要散，当然迁校不可能，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，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。
浦江清继而写道：“那时候左右分明，中间人难于立足。他不反对共产主义，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。我告诉他，都是中国人，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。学校是一个整体，假如多数人不离开，可保安全，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。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。”事实证明，浦江清确实过于幼稚。
后来余英时先生曾经根据晚年陈寅恪所写《论再生缘》流传到香港的油印稿，认定陈寅恪乃是未能逃离中国大陆，以至于受困岭南。余英时更指出，陈寅恪晚年所写诗文，集中表现了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不满。此说引起轩然大波，大陆作家刘斯奋曾经受胡乔木所托，写文章对余英时予以批判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后来陈寅恪之女陈小彭曾经托人带话给余英时，告知乃父当年看过余的文章，表示“作者知我”，余英时当时“心中感动，莫可言宣”。
余英时所推测的来源，当然不仅仅是《论再生缘》。陈寅恪在“文革”期间的《第七次交代底稿》就曾经言及：“当广州尚未解放时，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。我坚决不去。至于香港，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。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，所以我也不去香港，愿留在国内。”
张求会曾经指出，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，陈寅恪的这番话自然不能全部采信。陈氏所言“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”是真是假，也一直未能找到实证。因此余英时先生的结论虽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但是一直缺少直接证据的证明。
张求会进而指出，余英时先生本人也在数年间所见之新材料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。一九八二年余英时在《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》一文中，以陈氏此段自述为据，又引其师钱穆关于陈与夫人因去留问题发生争执的回忆为证，认为陈所言不肯离开大陆“确非虚语”，得出了“陈先生当日留粤之意甚坚决”的结论。
后来余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结论作了部分修
订：“陈先生决定留在广州不走，是因为他觉得已无地可逃……但是避地海外的念头有时也会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……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，他有诗句说避地难希五月花……这至少表示在他的观念中，到海外避难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。”
▲陈寅恪中山大学故居像
过了五年，随着新材料的出现，余英时先生再次修正了自己的推论：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，陈先生极可能为陈夫人的决心所动，转而有意迁往台北，只是时间上已来不及了。陈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既肯主动地电告剑桥大学愿为候选人，那么他在一九四九至五○年这一段‘疑虑不安’的时期岂能完全没有动过‘浮海’之念？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，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‘避地’的问题。”
最终直接的证据被张求会找到，此证据是一份以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的名义发给“台湾省警务处”的电报底稿，所用稿纸仍是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史语所旧信笺，右上方书有“底稿”二字，正文由史语所所长兼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以毛笔书就，内容中有如下文字：“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，兹附上申请书四纸，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。”电稿发出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。
JZHPRESS,悦读九州
本文选摘自《王国维与民国政治》周言著，九州出版社出版
内容简介：
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，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，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“转型时代”。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、新旧、左右、赤白相互交错、交锋、交战的“转型时代”，王国维如何自处，如何应对，如何选择，如何进退，如何从“学术”走向了“社会”，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。
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本书作者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身后，别具匠心的梳爬了许多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脉络和史料，极大弥补了“王学”研究的空白。
作者简介：
周言，《知识人》丛书主编，著有《王国维与民国政治》、《革命时代的知识人》、《余英时传》等书，编有《不确定的遗产：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》、《辛亥百年：回顾与反思》（列入博源文库丛书）等书，译有裴宜理《挑战天命：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》等，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。
九州出版社-读书会 微信号：jzhpress